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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其实端午跟重阳一样是避灾。五月五日这一天,乃春夏交会,阴阳两气交冲之时,故曰午。午者,啎逆之啎也。人在这时最容易生病,所以要喝雄黄酒,挂菖蒲艾草、煮水洗浴、佩香囊等以辟厉气。包粽子、划龙舟以祭屈原,是 ...

龚鹏程:说说屈原这笔糊涂帐


龚鹏程,江西吉安人,1956年生于台北。是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

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博士毕业,历任淡江大学文学院院长,台湾南华大学佛光大学创校校长,美国欧亚大学校长等职。曾获台湾中山文艺奖、中兴文艺奖、杰出研究奖等。2004年起,任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端午节又到了。又要吃粽子、划龙舟,纪念屈原啦!《幼学琼林·岁时》不就说了吗?“端阳竞渡,吊屈原之溺水;重九登高,效桓景之避灾。”

 一、其实吃粽子划龙舟本来都跟屈原无关。 

  其实端午跟重阳一样是避灾。五月五日这一天,乃春夏交会,阴阳两气交冲之时,故曰午。午者,啎逆之啎也。人在这时最容易生病,所以要喝雄黄酒,挂菖蒲艾草、煮水洗浴、佩香囊等以辟厉气。包粽子、划龙舟以祭屈原,是后来附会到这个节日里来的,起于南朝梁代《荆楚岁时记》以后。

  至于爱国诗人屈原,嗨,这称谓和形象也是后来形成的。   

  汨罗屈子祠 

 二、《楚辞》不是屈原作的 

  据《史记》所载及学者们考证,屈原是楚国的宗室,楚怀王十分信任他,常命其稿拟辞令,因此被同僚嫉妬。谮于王,遂被疏远。又曾出使齐国,想联合齐以抗秦。秦张仪则欺骗了怀王,使与齐绝交。楚要攻秦,又被秦所败,在外交上左支右绌。屈原劝谏,惹恼了怀王,竟遭放逐到汉北。后来虽得召回,可是怀王仍误信秦国之谋,入秦与秦昭王相会,被执,死于秦。其子即位,为襄王。仍不喜屈原,再度放逐他。最终投汨罗江而死。作有《离骚》《哀郢》《天问》等文。   

  《史记·屈原列传》(秭归屈原祠) 

  汉文帝时贾谊即曾作赋吊屈原;淮南王所网罗的游士们也作过《招隐士》召唤这位王孙归来;严忌作有《哀时命》把屈原之哀普遍化;东方朔的《七谏》则等于一篇屈原传论,以初放、沈江、怨世、怨思、自悲、哀命、谬谏等一一叙论屈原的哀感;王褒《九怀》也类似,分匡机、通路、危俊、昭世、尊嘉、蓄英、思忠、陶雍、株昭,以怀屈原;还有刘向的《九叹》,亦是如此,含逢纷、离世、怨思、远逝、惜贤、忧苦、愍命、思古、远游等;此外就是王逸的《九思》,悯上悼乱、守志哀时,情况也一样。

  这些作品,刘向把它集编成《楚辞》一书,王逸续为增订,并作了《章句》。它们跟屈原的作品,无论体制、风格、内涵上都相涵相发,此唱彼和,共同形成一部混声大合唱,开后世仿拟某体之先河,为同一主题作品之大结集。

  于是,我们就看见了一个荒谬的景象:历来文学史,常把《诗经》跟《楚辞》看成是同一类的东西,以《楚辞》直接《诗经》,说是屈原所作。   

  明万历刻本《楚辞》(资料图) 

  这是缺乏史学之基本条件或能力的做法,不能真正建立历史知识。为什么?

  现在,我们若用可能是战国时人编的《周礼》来大谈周公的创制,用可能是魏晋人编的《列子》来谈战国时列御寇的思想,大家都会觉得非常可笑。然而我们在文学史上却大谈屈原的《楚辞》,不可笑吗?

  《楚辞》乃是东汉顺帝安帝时人王逸所编,收罗了贾谊、淮南王、东方朔、王褒、刘向、班固等人,以及王逸自己之作,凡十七卷,上距所谓屈原,已相去约五百年了。可是我们却以之大谈屈原如何如何,仿佛《楚辞》就是战国时继《诗经》而有的一本集子,又仿佛即是屈原及其门人宋玉之作那样。

三、未必有屈原这个人 

  而且先秦文献绝不见屈原其人,后世所考证的屈原姓名与身世也疑点丛生,光是生卒年就有十几种意见。《史记》叙述屈原的一些话,恐怕也是褚少孙等人所补。而〈离骚〉中谈到的人物,更都是中原的,没有楚国的先王先公。至于屈原流放的时间、地点、次数,学者们考来考去,更是众说纷纭。   

  屈原画像(汨罗屈子祠) 

  故历来因为相信真有这样一位大作家,而去考证其生平履历,并试图确认《楚辞》中哪几篇是他所作,又各作于什么时候,而形成的“楚辞学”,其实只是一大笔糊涂帐。《楚辞》中根本与忠君爱国、哀时命、怨世沈江等无关的辞章,例如《九歌》《天问》《橘颂》等,那些楚辞专家们却都偏要朝屈原的身世与精神状态上去硬套,当然更会引发无穷争论。

四、汉人对屈原的建构 

  战国时逞口舌的纵横游士,到了汉代,尚未消失。刘项争霸时期,娄散、蒯通等都属于这一类人。文帝以后,诏废诽谤妖言之罪,除关禁,又诏举贤良,于是游士更进一步晋身于官僚体制中。情况与六国时诸侯及名豪公子养士,并没太大的不同。如淮南王“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窦婴在平七国之后“游士宾客争归之”。

  武帝以后,中央集权渐盛,丞相卫绾奏:凡治申韩苏张之言者,一体皆罢。又严助出守会稽,武帝赐书谓:“具以《春秋》对,毋以苏秦纵横。”均可证明汉初纵横之风仍盛,故武帝亟思抑遏之。仅有的一些.则渐渐都集中到他自己身边来。

  可是游士一旦进入中央政府,成了皇帝近侍,士也就游不动了。武帝之本意殆亦在此。网罗才俊,赏其辞令之美,而实不免“俳优畜之”(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

  而且,战国时期的游说,是具自主性的。士凭本身才具,游走于诸侯间,嘘朽吹枯,足以纵横捭阖,颠动世局。诸侯王对之,亦是以礼敬的方式来供养他们。在中央集权的政体底下,游士却只能集中到皇帝这儿来,不再能有“此处不留爷,自有爷去处”的洒脱。在皇帝周遭,亦等同豢养,只能仰侍宠幸。情况与战国时迥然不同。 

  贾谊《吊屈原赋》(秭归屈原祠) 

  士之荣辱,皆不能自主,系于人主之爱恶,因此士的精神是抑郁的、屈辱的。一切理想及个人生命价值若欲实现,皆须仰待君王之赏识。而此种赏识,因是不能真正尊重并成就士之生命价值与个体尊严的,故士在本质上遂有生命之苍凉与失落之感。汉代辞赋,乃以此而一方面体现着士人在一个大一统的伟大帝国中的喜悦,开阔宏肆、宣畅着纵横驰骛的精神想象;一方面又在具体的境遇中觉察到难以为怀的失落。

  前者表现为对京都畋猎、郊祀宫殿等等的赞颂。后者则表现为《幽通》《思玄》,答宾之戏、解客之嘲,其主题就叫“士不遇”。

  董仲舒、司马迁都写过《悲士不遇赋》。而士不遇亦并不是他们独有的慨叹,乃是汉代士人普遍的哀感。而这种集体感情所投射的对象,便是屈原。

  但无论如何,在汉朝人心目中,屈原这个人及他这样的身世,是确实存在并与许多人有心灵共鸣的。

  到底是屈原的身世遭际令他们兴感,抑或时代集体意识投射于此一人物身上,并创造出了如此这般的屈原,虽不能遽断;然而屈原和那一堆表达士人哀时命、悲不遇、效忠悃的辞赋,无疑最能说明汉代士人的特殊心态与处境。

  这也就是屈原这一类辞赋被特别编辑起来成为《楚辞》一书的缘故。《楚辞》中大部分是汉人作品,但把屈原宋玉景差等一系列主题相近、风格相同、体制相仿的作品集编在一块,正是一种文学传统的建构。

  而且,透过汉人这样的编辑作业以及对文学传统的建构,使人产生《楚辞》等于屈原作品,且是紧接着《诗经》的作品之印象。许多诗史文学史在《诗经》之后便接着大谈《楚辞》如何如何,浑没考虑到《楚辞》根本是汉代所编,其中且大多为汉人所作〈若以王逸本为准,时代大概已到了东汉顺帝以后。而所谓屈原之作品,更皆已由汉人修润过。

  这只能说是汉代把这个传统塑造得太成功了,所以才令人产生如斯错觉。 

  屈原画像(资料图) 

五、屈原怎么又变成了爱国诗人? 

  屈原是汉人早已推崇过的,但宋人所见,颇与汉人不同。

  从汉到唐,看屈原,都是有褒有贬。贬的说他露才扬己,褒的则是拿屈原替自己高洁而不遇的生命做类比。喜欢屈骚的人,也只从哀志、伤情等角度来看其文辞特色,谓其怨悱,足当“发愤为文”之典型,如韩愈说:“楚,六国也,其亡也,以屈原鸣”(送孟东野序)、裴度曰:“骚人之文,发愤之文也。雅多自贤,颇有狂态”(寄李翱书),都是这样的论点。

  依此评价,《诗》《骚》便异,李白诗:“大雅久不作,哀怨起骚人”,论此最晰。说后世诗人均受屈子哀怨精神之影响,以致《诗经》的大雅之风久已不闻。

  宋人的讲法,则一是把《诗》《骚》关联起来,以诗统骚;二是改造屈原的形象。

  所谓以诗统骚,是指宋人把屈骚纳入“诗经解释学”的传统中去看。例如晁补之〈离骚新序〉反驳班固对屈骚的批评,说你班固都晓得司马相如的赋里那些虚饰夸诞之辞略如《诗》之风谏,可你为什么偏要怀疑屈骚里的夸饰呢?以“经”来责屈之夸诞,并不合理:“原之辞,甚者称开天门、驾飞龙、驱云役神,周流乎天而来下。其诞如此,正尔托谲诡以谕志,使世俗不得以其浅议已,如庄周寓言者,可以经责之哉?”(鸡肋集·卷三六)

  以诗经批评楚骚,乃汉唐论屈之主流,故晁以诗之风喻替屈辩护。名为“新论”,正可见以往皆不如此看。宋人论屈,大抵均由此取径,至朱熹《楚辞集注》而集其大成。

  据《浩然斋雅谈》载黄山谷章子厚之说云:“九歌盖取诗国风,九章盖取诸二雅,离骚盖取诸颂”,已与这种解释相似。先解释《诗》,再将屈骚一一比附于《诗》之传统中,形成一种诗化了的楚辞学。

  把骚跟诗连结起来看以后,屈原的形象便也扭转了。由汉到唐,论屈原失志而怨悱为文者很多,却几乎没有人称扬屈原的忠爱。也就是说,屈原显示的是一种个人性的哀怨,以致成为士不遇的代表。

  可是宋以后,对士的要求乃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个人穷通,非所萦怀,关心的是家国兴衰、天下治乱。故屈原就应该如杜甫般,每饭不忘君,不能再如颜延之〈祭屈原文〉:“兰薰而摧,玉缜则折,物忌坚芳,人讳明洁。曰若先生,逢辰之缺”云云这样,只做为一个生不逢辰的象征。 

  苏轼《屈原庙赋》(秭归屈原祠) 

  苏轼《屈原庙赋》说:“吾岂不能高举而远游兮,又岂不能退默而深居?独嗷嗷其怨慕兮,恐君臣之愈疏,生既不能力争而强谏兮,死犹冀其感发而改行。苟宗国之颠覆兮,吾亦独何爱于久生?”跟颜延之的视野就完全不同,认为屈原是对宗国即将颠覆而忧。

  后来洪兴祖《楚辞补注》对此大加发挥,并在后叙中说:“余观自古忠臣义士,慨然发愤,不难其死,特立独行,自信而不回者,其英烈之气,岂与身具亡哉!”大有借屈原表达自己做为一个天下士的信念之意味。

  秉此信念而注《楚辞》,其内容当然就跟古代迥异,如《远游》:“惟天地之无穷兮,哀人生之长勤”,王逸注:“伤己命禄,多忧患也”,洪注则说:“此原忧世之词”。又总括屈骚之旨,曰:“离骚二十五篇,多忧世之语”。洪兴祖也注过杜诗,有《杜诗辨证》二卷,在他的诠释下,杜甫和屈原都是感时忧国的典范。

  稍后的朱熹注,依然沿续这个思路,序说:“原之为人,其志行虽或过于中庸而不可为法,然皆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原之为书,其辞旨虽或流于跌宕怪神,怨怼激发而不可以为训,然皆出于缱绻恻怛,不能自己之至意。……世之放臣、屏子、怨妻、去妇、抆泪讴吟于其下,而所天者幸而听之,则于彼此之间,天性民彝之善,岂不足以交有所发,而增夫三纲五典之重?此余之所以深有味于其言,而不敢直以词人之赋视之也”。

  不以词人之赋视屈,亦与陆游说莫只以诗人看杜相同,重点是要人学习他的爱国情怀。屈原的形象,便因此而重构了。

  历史,流变纷纭啊!

张泽雄 17-6-2 08:10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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