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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钱教授发表了《我为何、如何研究鲁迅?》主题演讲,归纳了自己自80年代以来的鲁迅研究过程,并强调对鲁迅不同侧面的发现过程与时代精神和自己的生命要求相一致。 他将这一过程总结为八个方面:“个人”的鲁迅;周氏 ...

钱理群北大开讲:当下中国最缺鲁迅的韧性和硬骨头

2017529北大文研论坛36鲁迅与当代中国学术论坛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举行。此次论坛特邀著名学者、鲁迅研究专家、北京大学中文系钱理群教授主讲,北京大学中文系陈平原教授主持,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历史系邓小南教授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孙郁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高远东教授、吴晓东教授、贺桂梅教授等担任讨论嘉宾。

近日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与当代中国》是钱理群教授荣休之后关于鲁迅与鲁迅研究的最新论述,该书五十万言,是钱理群教授的第11部鲁迅研究著作。教授坦言,尽管自己当下已经不再进行专门的鲁迅研究,但是鲁迅仍然活在他的生命中,不论思考什么问题都会想起鲁迅,尤其在面对青年时,他更会情不自禁地讲鲁迅。这种将鲁迅融入生命的研究态度是与王富仁、王得后等研究者所共享的,教授将之命名为生命学派

教授发表了《我为何、如何研究鲁迅?》主题演讲,归纳了自己自80年代以来的鲁迅研究过程,并强调对鲁迅不同侧面的发现过程与时代精神和自己的生命要求相一致。 他将这一过程总结为八个方面:个人的鲁迅;周氏兄弟互相映照下的鲁迅;世界知识分子精神史上的鲁迅;社会的、阶级的、左翼知识分子的鲁迅;作为真的知识阶级精神界战士的鲁迅;作为现代白话文体语言典范的鲁迅;鲁迅的文体视野;活在当下中国的鲁迅。

他进一步提出了钱理群鲁迅的说法,并指出自己的鲁迅研究带有过分强烈的时代感和更为强烈的自我生命的解读,这是长处也同时是弱点。在回答凤凰文化记者提问时,钱理群教授也强调,自己大胆提出钱理群鲁迅的概念,其实也包含有希望钱理群鲁迅早日结束的含义。他坦承自己这代人实际上是按照时代的主流话语进入鲁迅的,先是从科学、民主、人道主义、启蒙进入,然后又从自由、平等、社会主义、革命进入,这种解说鲁迅的方式确实能体现鲁迅跟时代主流的契合和他的引领作用,但显然也有很大的弊病,他自感始终和鲁迅有点隔阂。在教授看来,今天的学生用博物学的方法或者用另外一种语言去研究鲁迅,或许更能贴近鲁迅的内心。

陈平原教授指出,日本学界有竹内鲁迅丸山鲁迅的说法,指的是竹内好与丸山昇两位学者对于鲁迅的创造性阐释,中国学界也应当提出钱理群鲁迅的概念。钱理群教授和王富仁先生、王得后先生等人共同代表了一代人的学术风范,他们将鲁迅特别深刻地与自己的生命体验结合在一起,这是特定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的特色。

钱理群:这是我进养老院之后的第一次公开的讲话,我很紧张,所以事先做了非常详细的准备。我今天的讲题是《我为何、如何研究鲁迅?》。本来我现在已经不做鲁迅研究了,但是为什么还要选择这么一个题目来讲呢?就因为鲁迅仍然活在我的生命中,我现在成了习惯,无论面对什么问题都要想起鲁迅。而且每一次都确实能够从鲁迅的研究里面找到新的资源,得到启发。所以这些年,即使在我不讲鲁迅的那些文章里面,还是可以看见一个鲁迅生命的存在。而且我只要面对青年,就情不自禁的讲鲁迅了,因为我从进入学术界开始就给了自己一个定位,就是做鲁迅与当代青年的桥梁,我一直坚守在这个岗位,看来要坚守到我死为止,这已经成了我的历史使命和宿命。

而且我要说,这样的一种将鲁迅融入自己生命的坚守者,实际上不止我一个,刚刚去世的王富仁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个杰出的代表,所以我说我们鲁迅界实际上是有这样一个把自己生命融入鲁迅研究的学派,我把它命名为生命学派,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个现当代学术史和知识分子精神史的重要研究课题,因为能够对他的研究者的生命产生这么深刻的影响的现代作家,恐怕除鲁迅之外几乎是没有第二人。

当然,对我们这样一种选择,学术界一直是有不同意见的。在我看来这属于正常,所以我今天来讲鲁迅绝没有把自己的选择绝对化地推销给诸位的意思,大家完全可以不同意我的鲁迅观,对我跟鲁迅的关系、态度提出质疑或者反对意见。但是,如果大家能够从我今天的自述里,通过我对学术研究的意义和方法,对于为何、如何研究鲁迅得到某种启示,那么我就达到我今天讲课的目的了。所以我经常喜欢说一句话,就是我姑妄讲之,诸位就姑妄听之吧。下面的演讲主要是叙述式地对我已有的鲁迅研究历程做一个具体的论述:

鲁迅的韧性精神和硬骨头精神,仍然是当下中国最缺少的东西

先说我和鲁迅的最初接触。我读到的鲁迅的第一篇作品是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从我读大学的哥哥的读本里面读到了鲁迅的《腊叶》,里面有一段话说是一片独有一点蛀孔,镶着乌黑的花边,在红、黄和绿的斑驳中,明眸似的向人凝视。我看了立刻有一个直觉,就觉得在一片非常灿烂的颜色,黄的、绿的、红的颜色里边有一个黑色的眼睛在看着我,而且这样的一个第一印象一直贯穿着我以后的鲁迅研究,我今天只要想起他,第一个想的就是这么一句话。这种让你向往又让你深思,甚至让你有些悚然的感觉,就是我对鲁迅的第一印象。

今天回过头来看,这次相遇是很有意义的,我首先是通过文字结识鲁迅的,而且是用直观的、朦胧的感受进入鲁迅世界,我觉得这点非常重要而关键。这使我想起了我在大陆讲鲁迅和在台湾讲鲁迅,我就注意到,大陆的学生进入鲁迅和台湾学生进入鲁迅是不一样的。大陆的学生,包括在座诸位,你们读鲁迅之前就有一个领袖的评语,鲁迅的三个伟大,伟大思想家、伟大文学家、伟大革命家,先有一个抽象的概念,然后进入鲁迅作品的。而台湾的学生没有,他们首先感觉的鲁迅的文字之美之特别,然后进入鲁迅的世界,然后才逐渐的发现和体会鲁迅思想之美之特别,然后又进入鲁迅的人格、生命之美之特别,然后和鲁迅产生不同程度的共鸣,我觉得台湾青年这种进入鲁迅的方式是研究鲁迅的正道,也是我们研究学术的正道。

正式读鲁迅是在中学,吸引我的仍然是三个人,小说家鲁迅,诗人艾青和戏剧家曹禺。而且我学他们的方法很特别,一边读一边写,譬如我读鲁迅的《药》,我就写一篇小说《夏瑜之死》。我读艾青的诗,我就写一个艾青式的诗。我读曹禺的戏剧我就自己写戏,然后自己上台演戏。这种中学生的进入方式是把读和写结合起来,我觉得这本身今天回过头看来,这也是一条正道。

真正读鲁迅的著作是大学,因为1956年上大学的时候正好赶上了《鲁迅全集》出版,当时我还是个穷大学生,节衣缩食我买了一套。我读了一遍但读不懂,读不懂怎么办呢?当时年轻气盛,就很急于要懂,怎么办呢?一个是找老师,另外就是读很多小册子。就觉得读小册子很痛快,那么其中就特别读了姚文元的《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影响非常大,因为姚文元把鲁迅的东西讲的非常简单,非常明确,而且跟这个时代的最新潮流接了起来,还有他的发挥。读姚文元的解读来读鲁迅,就觉得特别舒服,但实际上不知不觉中就舒舒服服地把真正的鲁迅给丢掉了。到后来我自己读一个作品的时候,我发现上了当,就很尴尬,同时就反省这是为什么?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年轻人太想走捷径了。其实鲁迅早就说过,读书必须是下硬功夫,硬着头皮下去读。我觉得这是我和鲁迅接触的第一个教训。我二十年前就写文章总结这个教训了,要读鲁迅,要研究文学,一定要读原著。所以我现在形成习惯,要研究一个问题直接读原著,直接去感受、直接去领悟,自己有了想法以后再去读别人的文章,就有了判断力可以知道哪些可以给我启发,哪些不对。我觉得这就构成了我研究的最基本经验,就是读原著,我想把这个经验和教训今天再一次地告诉诸位。

我真正走上独立阅读和独立研究的道路是在1960年。我大学毕业从北京来到了遥远的贵州山区,而且正赶上三年困难时期,物质匮乏,饥饿难忍的同时,更感到精神的苦闷和饥饿。因此,为了寻求人生的真理就要读书,当时人们能读到的只有两个著作,一个是毛主席著作,再一个就是鲁迅著作,但是我是带着这样一种精神的渴求,要求真理、求真求道的心理去读鲁迅就不一样了。感觉跟原来在大学里面,从小册子里读到的鲁迅完全不一样,就觉得鲁迅跟我的生命有关系,很多就慢慢读进去了。而且就慢慢地有了自己的对鲁迅的看法。所以我的第一篇研究文章就是196211,我在半饥饿的状态下写了一个鲁迅研究札记,这个札记我现在还保留着,题目就叫做《鲁迅与毛泽东》。那时候明显受到毛泽东影响,我的结论是,鲁迅精神是什么?鲁迅精神性格里有两个东西,一个就是毛主席称赞的鲁迅的那种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的硬骨头精神,再个就是鲁迅的那种韧性战斗精神,鲁迅是一个硬骨头精神和韧性的精神的结合,这个形成了我第一个鲁迅观,一个方面他有很明显的时代烙印,因为那种时代是强调民族主义,强调自力更生,反对资本主义,在那样一个背景下就强调硬骨头。

所以我的第一个鲁迅观是民族的鲁迅但是他确实形成了我的坚持一生的鲁迅观,我一直到今天还认为,鲁迅的韧性精神和鲁迅的硬骨头精神,仍然是当下的中国和中国知识界最缺少的东西。也是我们当下的中国和学术界最急需的东西,一个就是硬骨头,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另一个就是要有韧性,要长期战斗,长期斗争,要讲策略。而且我回顾我这一生,我可以说我这一生坚守了这两条,就是没有任何的奴颜和媚骨,同时是长期的艰苦、坚韧的一种战斗,而且这也是我对青年的期待。我曾经跟志愿者说过,我说现在志愿者运动需要的是,一个是韧性,一个就是智慧。在当下中国要做事必须两个东西,一个要有智慧,韧性。我也跟我的学生嘱咐,我跟我学生最近讲的话就说,你可以做奴隶,但是你绝不能做奴才,要有底线,这其实都是坚持了我原来一贯的鲁迅观,也是我今天对青年的一个期待。

再回到历史现场去,到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一开始就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其实那个时候我大学毕业没多久,为什么呢?因为我是当时贵州那地方唯一一个北京大学毕业生,我就自然成了一个反动学术权威,我被关起来的时候还是读毛泽东、鲁迅。但那个时候是一个混乱的、迷惑的、迷茫的、扭曲的心灵,我当时称之为两个精神导师,和这两个精神导师进行对话,那么这种阅读和研究,就距离史学研究就很远了。当时读鲁迅作品、毛泽东作品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当时被关起来做思想改造要找到合理性,而我充满了反抗的欲望也要找到合理性,后来我在鲁迅里真找到了,一个就是鲁迅对知识分子的严厉批评,我夸大了鲁迅的那种批评,就觉得我是鲁迅说的那种知识分子,我应该改造。另外,把鲁迅的斗争精神夸大以后就变成一个非理性造反,直到文革结束以后我才读鲁迅著作,就发现鲁迅的一句话好像对着我说的,他说中国人所积蓄的怨恨已经太多了,必须在怨恨上加上明白的理性,否则是很危险的,我觉得我在文革中就是处在这样一个情况,有一种怨愤情绪,然后走向非理性的反抗。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发现一个悲剧,分层地研究鲁迅其实是歪曲甚至背离鲁迅,这是我一生阅读研究鲁迅的最惨重的教训,就是绝对不能利用鲁迅来为政治服务,绝对不能用实用主义的、庸俗社会学的态度和方法去研究鲁迅,这就必然要扭曲。所以,我得出一个结论,也告诫自己,研究鲁迅是不能背离鲁迅精神的,这是我的一个很惨重的历史教训,也形成了我终身一个遵循的原则。

在文革后期,当我在一定程度上有了一定独立性的鲁迅观之后,我就希望回到北大的讲台上讲鲁迅,这是我文革后期的梦想,在那个时候是不可思议的,但这个梦最后实现了。我当时开始研究鲁迅,从表面看起来我应该比其他同学是更有准备的,因为我看了很多有关鲁迅的文章。但是同时,包袱也是最重的。所以对我来说,如何摆脱原来的那个鲁迅研究那种模式,就成为困难的事情。所以首先需要反思50年代我深受其影响的50年代的鲁迅研究,当然我觉得50年代的鲁迅研究今人从学术史来看,它是有自己的意义和价值的,但是那个时候它有个根本的弊端,一个根本的弱点,就是把鲁迅纳入到毛泽东思想的体系中去,既定轨道中去,用鲁迅的思想和作品来证实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性。其实在我看来,这个是我们现如今研究的一个积弊,我们总想把自己的研究对象,不管是鲁迅还是其他作家和他的思想文学纳入到一个既定的理论框架中去,50年代是毛泽东思想,以后就是某个西方的时髦学者,当下就成了我们国家的意识形态,就总想把研究者纳入到一个既定的轨道中来。我觉得这是我们学科的一个积弊。

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80年代的第一批研究生给自己定的任务、目标就是如何获得研究的独立性、主体性和创造性,摆脱对既定理论的束缚。当时提出的口号是回到鲁迅哪里去,这个口号是王富仁先生在他的博士论文里面首次提出来的,后来我在我的第一部鲁迅著作《心灵的探寻》里面响应王富仁的号召,我们那个时候都是回到鲁迅那里去。什么叫做回到鲁迅那里去呢?这就是承认鲁迅是一个独立的世界,他有自己的独特的思想和思想方式,独特的心理素质和内在矛盾,独特的情感和情感表达方式,独特的艺术追求、艺术思维以及艺术表现方式,独特的话语。去研究鲁迅要从鲁迅自我这个独特个体出发,就要挖掘他个体中包含着非常丰富的社会、历史、民族的内容,同时要注意他特殊的为普遍一般所不能概括的丰富性和独到性,这就成了我们80年代鲁迅研究的一个部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我终身研究的一个部分。

而且,当时我很自觉地做了理论设计,就一开始就建立了我自己的鲁迅研究方向,而且设计了研究方法。我的理论设计是这样的,这对我研究帮助非常大,鲁迅本身就是一个充满着深刻矛盾的、多层次、多侧面的有机体,不同时代、不同层次的读者、研究者都按照自己所处时代和个人的历史哲学、思想情感、人生体验、心理气质、审美要求从不同的角度侧面去接近鲁迅本体,要让自己的发现阐释、发挥、再创造,从不同的角度构成一个不断接近又不断丰富鲁迅本体且永远没有结束的运动过程。这样一个理论设计是有几个理论要点的:第一个,它承认鲁迅客观本体的存在,因此它承认研究鲁迅的一个标准,就看你多大程度上能够接近鲁迅本体;第二个又强调鲁迅这个本体是可以不断接近,但是永远不可能穷尽的;第三又强调,每一个阶段的研究都只能从某一个侧面、从时代的需要、从个人生命的需要去接近或者照亮鲁迅某一个侧面。但是照亮某一个侧面的同时就可能遮蔽了某个侧面,这是一个不断照亮又不断遮蔽,又不断照亮的发展运动过程。现在回想起来,我这一生的鲁迅研究,基本上就是按照这样一条路走的,不断地发现问题然后不断地再去接近鲁迅,就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发现鲁迅的瞬间,然后把这瞬间合起来,就形成了我自己的鲁迅面面观。当然另一个是我找到了自己的研究方法,就是要研究鲁迅就要找典型现象,用我的话说就是鲁迅的那种语言和意象。

我下面就讲一讲我在从80年代一直到今天的研究鲁迅过程中,对鲁迅的侧面的不断地发现,最后就形成的我自己的鲁迅面面观大概是有八个方面,每一次都是一个侧面,而且每一次发现的都是跟那个时代的精神,和我自己的生命要求是一致的。

一、作为个人的、探索者的鲁迅

80年代,对鲁迅的发现主要是个人的鲁迅。这也是80年代初期提出的问题所决定的。人们痛定思痛,在反思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的时候,每个人都在追问一个问题,我为什么被这样一个革命卷进去?怎么被卷进去的?我自己的原因是什么?必须面对这样一个问题。追忆到根源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在革命至上、国家至上、集体至上的意识形态的统治下,对个人欲望、利益、尊严和权利的全面剥夺,造成了人的全面的驯服工具化,我们是驯服工具,然后再认可了文革。所以80年代启蒙运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要重新确认个人欲望、利益、尊严和权利的合法性、合理性和道德性。鲁迅以个人精神自由为中心的思想,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被我们所发现,而鲁迅作为人的丰富、复杂的个人心灵世界就成了我们第一代鲁迅研究者所关心的中心,所以我的第一部鲁迅著作的题目叫做《心灵的探寻》,就作为个人的鲁迅的心灵世界。

而且那个时候还有一个自觉,在我们探索鲁迅个人的心灵世界的时候,特别关注作为探索者的鲁迅的特点。我在《心灵的探寻》的后记里就说,我们对鲁迅的认识从结果转向了过程。什么意思呢?我们没有怀疑鲁迅的伟大,也不否定鲁迅作为民族英雄的历史地位,但是我们要关心的是,鲁迅作为一个伟大的先驱者,他在探讨民族变革复兴道路的时候,他所面临的矛盾、他内在的情感,他的愤激、他的焦躁、他的感伤和他的痛苦,是怎样从内心的炼狱生长出来的。我们研究的重心不在他最后的结论如何正确、如何伟大,而在于他在探索过程当中的复杂的感情。我们发现的是一个平凡而复杂的探索者。而恰好在这一点上我就找到自己的生命和鲁迅的共同点,我确定自己就是要做一个探索者,所以我跟鲁迅的关系是两个真理的探索者之间的关系,鲁迅作为真理探索者的先驱,我作为真理探索者的后随者,两个真理探索者之间的一个自由、平等的对话,我对鲁迅研究的基本品格也就在这里就奠定。这是我的第一个鲁迅观,第一个侧面,就是作为个人的、探索者的鲁迅。

二、周氏兄弟互相映照下的鲁迅

第二个侧面,跟刚才讲的也有关系。因为我原来对鲁迅就是有一套东西的,我现在研究就很难从原来的东西跳出来,怎么办呢?我就想到,还在鲁迅这儿走是不行的,必须找到另一个人和鲁迅对照,这就找到周作人,就是周氏兄弟互相映照下的鲁迅,也可以说是现代文学、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史传统中的鲁迅。坦白说,我最初研究周作人完全是为了研究鲁迅,但是随着我对周作人研究的深入,我就发现了另外一个和鲁迅相通又完全不同的思想启蒙者,这又是一个独立的个人世界。后来我把它概括为,周作人是一个人道主义、自由主义的启蒙思想,而鲁迅是一个最后走向左翼传统的一个启蒙思想,这两种启蒙传统与启蒙思想互相补充、冲突、制约,才形成了五四启蒙运动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那这样我不仅发现了周作人,同时还发现一个更加丰富更加复杂的背景下的鲁迅。今天回过头来看,我觉得我这一辈子从事现代文学、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的最大成功就是找到鲁迅的同时找到了周作人,同时找到这个两个又相通又不同的,还可以互相补充、互相制约的两个大家,抓住这两个,就把中国现代文学史、现代思想史整个儿拎起来了。所以我的研究经验里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研究还要抓大家。而且最好找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大家,在更大的视野下就可以发现一些更有意义的东西了,这是我的第二个鲁迅观,就是周氏兄弟互相映照下的鲁迅。

三、世界知识分子精神史上和东亚的鲁迅

第三个是世界知识分子精神史上的鲁迅,这也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一个产物。在改革开放时代我们整个眼光走向世界了,这是过去做不到的,然后就关注到在世界知识分子史、世界精神史当中的鲁迅。那么这个关照应该说是在90年代初期,在我《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的东移》这本书里完成的。

我曾经说过,我写《丰富的痛苦》有一个大的时代背景,就是在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以后出现了社会主义危机,当时就有人宣布这意味着社会主义的灭亡,但是我不大相信,因为我发现中国的思想家都在不同程度上跟共产主义有关系,你很难说这共产主义一定是要消亡的。我当然就对研究共产主义运动和知识分子的关系产生了兴趣,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和价值的时代课题。但是我要把它转换出去,我转换来、转换去,最后转换成两个文学典型,也就是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东移的过程。

因为我发现,知识分子和共产主义发生关系,跟他们内在的堂吉诃德气质有关,而且我发现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分别由西班牙和英国创造,在东移的过程当中有两个关键环节或者中介,一个是德国,一个就是俄国,再传到中国。它跟马克思主义从德国传到俄国再到中国的路线有相通的地方。所以因此我就把鲁迅和周作人,以及他周围的知识分子放在一个世界精神史上上,于是我就把从莎士比亚到塞万提斯、海涅、歌德、屠格涅夫再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个从17世纪到20世纪的世界知识分子、世界精神史的精神谱系里发现了鲁迅的意义和价值。这实际上是我的研究中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我从对鲁迅个体的关注转向了对世界精神史而且是世界共同精神问题的关注,这种关注就具有了某种形而上学的意味。所以坦白说,我自己最喜欢的是这个著作,因为它有很强的内在哲理性,它提出的问题也最多,我觉得学术研究要达到那个境地才比较厉害。

然后在90年代,我有机会跟日本的学者和韩国学者有比较多的接触,特别是到韩国教书一年,这时候我就开始对鲁迅和东亚知识分子的关系产生兴趣。为什么会关注鲁迅和东亚知识分子的关系呢?我觉得有一个原因,就是90年代以来包括现在,人们的思路是两条,一条是往古代走,一条是往西方走,恰好忽略了20世纪的中国经验以及20世纪的东方经验。所以我就提出了一个叫做东亚鲁迅的概念,这也是我对鲁迅一个新的发现和认识,我当时提出东亚鲁迅包括两个含义:一个就是说在1920世纪的同一个历史阶段里,有很多东亚知识分子,日本韩国的知识分子和鲁迅面对的同一问题是一个平行的关系,就有好多类似的思考,可以做一个比较研究;另一个就是影响研究,鲁迅对日本、韩国的知识分子也是非常重要的,在日本、韩国都有一批知识分子自觉地学习鲁迅,这些鲁迅研究者是有主动性的,他们对鲁迅做了新的阐释,创造了新的独立化的鲁迅。所以东亚鲁迅指的是鲁迅和同时代的东方,特别是东亚国家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共同创作的20世纪的东方思想文化文学遗产,这是20世纪中国的东方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我就把鲁迅的研究就放进了20世纪中国和东方经验的背景下,前面还有对西方的精神史的联系,再加上东亚的联系,就对鲁迅的世界性有了一种把握。

具体到跟鲁迅同时代的西方作家,我最感兴趣的是卡夫卡,我觉得鲁迅和卡夫卡的关系可能要超过其他的鲁迅与西方作家的关系。对卡夫卡我没有做多少研究,但是我注意到,鲁迅和卡夫卡对父亲的回忆,我觉得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1919年卡夫卡写了《致父亲》,1922年鲁迅写了《父亲的病》,卡夫卡说要反对父权的压制的时候,他对自己有一个描述,我成了一个奇想叠出、寒气逼人的孩子。我一看我很兴奋,鲁迅就是这么一个奇想迭出、寒气逼人的文学。所以我认为,20世纪最伟大的两个小说家就是卡夫卡和鲁迅。这是我的第三个鲁迅观,就是世界知识分子精神史和东亚的那样一个鲁迅。

四、社会的、阶级的、左翼知识分子的鲁迅

刚才说的几个鲁迅,基本上是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到了90年代中后期,中国改革开放的后果就逐渐的显现出来了,一方面是它获得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但另一方面,它出现了权利向资本的转化,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出现了生态环境大破坏,民族精神和道德大滑坡。而这些后果是我们当初的启蒙运动的参与者所完全没有想到的,这时我的内心非常痛苦,我就给自己提出一个问题,中国现在出现的两极分化问题我有什么责任?我就发现,对于这样一个两极分化我一直很盲目,根本就没有发现,没有关注到。我就发现我的80年代研究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只关心知识分子自身,我的精神世界就停留在知识分子。当然,在80年代关注知识分子是非常重要的,它有着不可磨灭的意义和价值,但是不能只关心自己而忽略周围的老百姓。我看到鲁迅对当时30年代知识分子的一个批评,鲁迅说他们咀嚼一己小小的悲欢,并视之为大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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