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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亭序》与庄子

 

《 中华读书报 》( 2017年07月05   03 版)

 

在王羲之的《兰亭序》中,有“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两句。因为这两句话,宋人晁迥认为王羲之“不达大观之理”(《隨因纪述》),而在上世纪中后期,郭沫若则不容置疑地断定“传世的《兰亭序》既不是王羲之做的,更不是王羲之写的。”(《〈兰亭序〉与老庄思想》)。

  “死生亦大矣”,语出《庄子》。其一,“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与之变”(德充符篇);其二,“仲尼闻之曰,……死生亦大矣,而无变乎己。”(田子方篇)庄子此两说,均以“死生无变于己”立论。郭沫若认为,在“死生亦大矣”之后缀以“岂不痛哉”,是“极其庸俗的贪生怕死的思想”,“这明白地在反对庄子”;他还推断《兰亭序》是隋代僧人智永撰写并伪托于王羲之的。

  1965年,郭沫若同时刊发于《光明日报》和《文物》两个权威报刊的《由王谢墓的出土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挑起关于《兰亭序》真伪的“重大论争”。曾任光明日报总编的穆欣1993年撰文回忆这次“学术论争”,题为《郭沫若的最后一场笔墨官司——毛泽东关注〈兰亭序〉真伪问题的讨论》。这场论争的特殊意味,由穆文的标题可见一斑。

  然而,并未介入这次论争的钱锺书,虽不否定《兰亭序》为王羲之所作和书,却也认同“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是“反庄”之说。在其巨制《管锥篇》中,钱锺书以其超人的博学,对史上关于《兰亭序》的评述旁征博引,其中有唐人张彦远《法书要录·右军书记》的一条“杂帖”。该帖说道:“知足下奉法转到,胜理极此。此故荡涤尘垢,研遣滞虑,可为尽矣,无以复加,漆园比之,殊诞谩如不言也。”因为庄子一度做过“漆园吏”,后世以“漆园”代指他。钱锺书称此帖“显斥庄周,诸家未举”,并且指出:“盖羲之薄老、庄道德之玄言,而崇张(道陵)、许(迈)方术之秘法;其诋‘一死生’‘齐彭殇’为虚妄,乃出于修神仙、求长寿之妄念虚想,以真贪痴而讥伪清净。识见不‘高’,正复在此。”(《管锥篇(三)》)。以钱锺书的学问、人品,所提出的“羲之斥庄论”,是不可不认真一论的。

  我们需要厘清两个问题。其一,究竟应当怎样理解庄子的生命观?其二,王羲之作《兰亭序》时对庄子思想的基本态度是什么?

  从郭沫若和钱锺书的论说可见,“一死生”似是庄子生命观的核心命题。然而,“一死生”并不是庄子的说法,而是郭象在注《庄子》中提出的。《庄子·齐物论》中有“有未始有始也者”一句,郭象注道:“谓无终始而一死生。”在《庄子·大宗师》中,子祀、子舆、子梨和子来相与为友,他们的交友准则是:“孰知死生存亡之一体者,吾与之友矣。”这四人看待自己和亲友的死亡,都是“视死如归”。《庄子》全书中讲述了许多高人隐士(“方外之人”)面对亲友的死亡“临尸而歌”的故事,庄子本人也以“扣盆而歌”的方式吊别亡妻。不哭而歌,即不以悲痛而是以欢乐看待死亡,这违背常情的态度,在庄子的话语体系中,就是“知死生存亡之一体”,大概讲也可说是郭象所谓“一死生”。(“齐彭殇”亦出郭象注,论略)

  然而,在庄子哲学的深义中,“知死生存亡之一体”并不能简单归结为“一死生”。庄子说:“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与,皆物之常情也。”(大宗师篇)“死生亦大矣”,人之为人,死生无疑是头等大事;人(物)之常情,是悦生恶死,难以顺应自然而从容面对死亡。对死亡的恐惧,既是人生最大的忧患,也是人生的根本束缚。庄子哲学的核心要义,是要解除这个束缚,“救民于倒悬”。他的基本途径就是引导人们体认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篇),即认识到自我与世界的根本统一。这就是庄子所谓“道”。

  庄子认为,体认到自我生命与世界的根本统一,并且以之作为人生的精神境界,就达到绝对的心灵自由,即所谓“逍遥游”。但庄子的“逍遥游”,既非狂妄自大,为所欲为,亦非遗世独立,冷血无情。庄子不仅敏于思,而且深于情。他对社会人生和自然事物的细致观察、精微刻画,表现了他对生活世界的深情和敏锐。细读《庄子》,庄子那一颗敏锐地感受着世间的死生苦痛、却又挚烈地追求着生命自由的伟大心灵,是无比感动人心的。泛泛地阅读,我们可能只为他奇伟瑰丽的哲思所震撼,却感触不到他深切挚烈的心恸。然而,正是这人生不可解除的心恸,筑成了庄子生命观的真实基础。闻一多说:“庄子是开辟以来最古怪最伟大的一个情种”,“他那婴儿哭着要捉月亮似的天真,那神秘的怅惘,圣睿的憧憬,无边无际的企慕,无涯岸的艳羡,便使他成为最真实的诗人。”(《周易与庄子研究》)闻一多是庄子的真正知音。

  在明晰了庄子的人生观的要义之后,我们再来谈王羲之对庄子哲学的态度。王羲之生活的东晋时代,是道家风行的时代。王羲之本人,虽然顺于世风也好“服食养性”,做张道陵天师道的教徒,但他却对庄子哲学怀抱着特别的信仰。重要的证据是,在兰亭集会中,王羲之作诗两首,两首均浸淫庄子哲学精神。其第二首中说道:“大矣造化功,万殊莫不均。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万殊莫不均”,明显是庄子齐物论的概括表达;“适我无非新”,则是庄子所说“使日夜无隙,而与物为春”(德充符篇)两句化出——“新”和“春”是同义的,均立意于交融、生发。“诗言志”,王羲之当时是认同并且崇尚庄子哲学的。王羲之作《兰亭诗》、撰《兰亭序》同在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三月初三这一天。试问,一日之内,作诗推崇庄子的王羲之,可能反过来又撰文驳斥庄子吗?

  庄子与惠施有一场关于“人有情与否”的论争。惠施认为,人之为人,就必然有情,庄子主张“人而无情”是违背现实的。庄子申辩说,惠施所讲的“情”,并非他所说的“情”。“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德充符篇)庄子主张“无情”,并非要求人们绝弃感情,而是不固执情感,自然感发。王羲之生活的时代,是世事极不稳定的时代,他一生经历了6位晋帝的死亡,更经历了无数亲友的病痛亡故。永和九年,王羲之51岁。两年前他受**稽内史,两年后他告誓辞官。王羲之对时局和生命都是非常敏感而且独具预测力的人。在天朗气清、群贤毕至的兰亭雅聚中,他由眼前的盛景而感慨“终期于尽”的未来,非议当时沉溺于玄言清淡的名士们所标举的“一死生”和“齐彭殇”,绝非“无病呻吟”,而是庄子所言“人之有所不得与”的人生感怀。唐人孙过庭说王羲之“兰亭与集,思逸神超”。(《书谱》)王羲之作《兰亭序》,无论文章,还是书法,都是他当时胸中波澜的真实表现。钱锺书说《兰亭序》的文章“真率萧闲,不事琢磨”,这是中肯之论。庄子的人生观,最终的目的是求一个“真”字。我们可以说,王羲之就是一位在高妙的境界中彰显出人生之真的伟大艺术家。

  最后我们还要回应钱锺书引王羲之《杂帖》中的“漆园比之,殊诞谩如不言”诸说,并认定“显斥庄周”的问题。《晋书·王羲之传》称:“羲之既去官,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又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这就是说,王羲之沉迷于服食养生,是在他辞官之后,亦即至少是作《兰亭序》两年之后的事情。钱锺书引用的这条《杂贴》在《法书要录》中既没有受书人名号,也没有日期落款。联系这条《杂帖》的内容,我们大概可以判定它书写于王羲之与许迈“共修服食”的时期。这是王羲之暮年时期,此时的王羲之迷信方士之术,书帖“显斥庄周”,是有可能的。但是,我们不应当将暮年的王羲之与永和九年春作《兰亭序》时的王羲之混为一谈。钱锺书在对《兰亭序》的广征博论中,显然缺少“历史地”审视王羲之对庄子的态度。

张泽雄 17-8-6 16:42 引用

一死生为虚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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