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大家文章 查看内容

我认识许多死去的城

 

 

在西域,我见过许多死去的城:楼兰、尼雅、丹丹乌里克、交河、高昌、阿里麻力、天山深处的乌孙城、帕米尔高原的朅盘陀……它们有一个恰如其分的名字——故城。死去的城是时间的遗作,人埋黄沙,文字死去,细节吹散,一座座幽灵之城诞生了。迄今为止,几乎所有的考古报告和探险发现都缺乏细节的鲜活生动,说明人类的智慧其实包含了巨大的无知。人被“生”局限着,其想象力扶不起一根枯朽的木柱,修补不了残墙上最小的缺口。尽管死去的城浑身伤口,四面漏风,但它们是紧闭的。或许人可以学会欣赏废墟之美,但他永远进入不了死去的城。──不是人遗弃了城,人才是死去的城真正的弃儿。正如死亡到达之前,人就是死亡的弃儿一样。

  诗人同样是“死亡的弃儿”,倚仗语言,苟活人间。但这个“弃儿”尝试进入、并且能够进入死去的城,不是凭籍旅行癖的体能,而是借助于他的语言和想象,他的命名与创造,他的“物哀”——凝视对象和空无而产生的悲欣。当诗人的心灵分身术在远方、在湮没的故城找到一个承载空间,意味着已参与对记忆和遗忘的双重拯救。毫无疑问,这是美和想象力在拯救世界。

  事实上,通过活着的城和死去的城,诗人在创造一种心灵现实主义。前者的代表作是波德莱尔的《巴黎的忧郁》,后者的典范当属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但卡尔维诺自己声称,在《看不见的城市》里,人们找不到能认得出的城市,所有的城市都是虚构的,更接近“泛指意义上的城”。他为1155座城市取了女性的名字,并把这些作品视为“在越来越难以把城市当作城市来生活的时刻,献给城市的最后一首爱情诗”。不过,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这些虚构之城没有正史和稗史的佐证,也缺乏地理和遗迹的依据。

  死去的城布满死去的语言。世界第二大沙漠塔克拉玛干发现过20多种人类曾经使用过的语言文字,大多数已难于破译,也就是说,大部分变成了死去的文字。我在十几年前的一首诗里写过:“听哪,亡灵们已开始劳作/以木乃伊的身份,在沙漠里奔走、呼号:/‘我的血,我的肉,我的家园,在哪里?’”而今天的语言现实大约是:活的语言已被收购,在废品站里呻吟、哭泣,只有死去的语言,住在钢筋水泥和公文机要里发威。

  而在生活之城,在热闹与便捷、严峻与不堪并存的现实中,我对西域消失的部分更感兴趣,它能有效点燃我的历史想象。或许我已患上严重的单相思:如此迷恋世界消失的部分。我去楼兰之前曾写过大量与它有关的诗作,2005年去过之后却只能写散文和游记了。这使我想起日本的井上靖,他的近百篇(部)中国历史小说中最出色的部分当属西域题材,1958年左右写《敦煌》《楼兰》时,他还没有去过中国西部。20年后,73岁的他到终于来到敦煌莫高窟,感叹说:“真没想到敦煌竟与我想象中的一模一样!”井上靖一生都未到过楼兰,倘若有一天他真的到达了,想必会发出同样的感概:这里的景观,除了消失的罗布泊和芦苇荡,沙漠、落日、柽柳、胡杨等等,居然都是我小说想象的样子!

  这就是想象的魅力,诗与文学的魅力。世上有些地方只属于我们想象力的势力范围,楼兰即是。这也可能是我去过楼兰之后反而写不出诗的原因之一了。楼兰作为一个遗址,是过去与现在、虚幻与真实、消失与呈现的同在,是时间与空间的混溶。这种混溶与同在,如中国古人所说的“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亦如诺瓦利斯所言:“有一种精神的当下,它可以通过融合将过去与未来视为同一,这种混合就是诗人的元素和大气层。”(《夜颂中的革命和宗教》)

  为了生活和诗,更为了诗里的“元素”和“大气层”,我愿意认识更多死去的城。每一座故城、每一个遗址,都如此慷慨,在为我们提供新的视点和起点。

(《 中华读书报 》 2017年11月15  03 版)

    GMT+8, 17-12-18 03:38 , Processed in 1.077466 second(s), 21 queries .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