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书人书事 查看内容

武歆:争取让每篇小说更有点意思

——对话天津市作协副主席、天津文学院院长、著名作家武歆

来源:贵州民族报 | 王杰 曾入龙 20181120

作家档案

武歆,1962年生,祖籍山东省,自1983年开始文学创作并发表作品,至今累计约500万字。著有长篇小说《陕北红事》《密语者》《树雨》《延安爱情》《重庆爱情》《天津爱情》等9部,中短篇小说自选集《诺言》,散文集《习惯尘嚣》等。在《当代》《人民文学》《中国作家》等文学刊物发表大量中短篇小说。作品被多种文学期刊转载,有作品译成英文、韩文,并被改编成电视剧、广播剧等,现任天津作协副主席、文学院院长,文学创作一级作家。

“贵州给我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

记 者:老师,你多次来到贵州,能不能谈谈贵州给你的印象?

武 歆:从去年12月到今年10月,我去了3次贵州。这应该是最近几年连续去一个省份最多的一次。与贵州还是颇有缘分的,当然都是文学之缘。说到贵州给我的印象,安静、舒缓、沉思,看不到急切的人,似乎什么大事在贵州人眼里都是小事。今年五月份是参加贵州文学院的活动,我住在南明河边上的一家客栈,南明河水从窗前流过,甲秀楼的灯光倒影印在河水中,那种不动声色但又暗含无限的飞扬,还有漫无边际必须拥有的思绪,连续两天晚上我几乎没睡,一个人坐在窗边,望着河水,有着一种无法描述的久远的感慨,许多不曾有的写作想法慢慢溢出。还有一个特点,贵州拥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文化积淀。我去过黔东南,去过安顺。黔东南的侗族大歌、安顺的文庙,一个“动”,一个“静”,让人震惊和回味,回来后我写了两篇散文随笔。前不久到贵州,也是贵州文学院的活动,在花溪举办的,细雨中的散淡和略带忧伤的天空,还有关于文学的无边际的漫谈,都给我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

记 者:你读过哪些贵州作家的作品?

武 歆:老一辈的蹇先艾、戴明贤、李发模,后来的作家,读过作品也见过面的,有的还在微信里的,写小说的欧阳黔森、谢挺、王华、戴冰,写诗的唐亚平、李寂荡,更年轻的作家还有王剑平、黄冰、李晁等。

“把国家危亡时期有理想抱负的青年知识分子人生经历书写出来”

记 者:你的“红色爱情长篇系列”让人印象尤为深刻,你当初是怎么想着写这个系列的,其间有什么机缘和经历?黄桂元曾说你对“红色”题材怀有“敬畏”,你是如何完成了由“敬畏”到“青睐”的书写变化的?

武 歆:创作“红色爱情长篇系列”第一部《延安爱情》,源于我的一位20年的“忘年交”。老人今年将近90岁,抗日战争爆发后,出身于官宦家庭的他,当时正在北平辅仁大学读书,他抛弃家产,中断学业,历尽艰辛,投奔去了延安。大约在2006年,我去看望老人,在聊天中,老人忽然望着窗外,动情而又伤感地对我说,他特别想回到延安看一看,可是身体原因,再也回不去了。于是,老人给我讲述了当年他在延安的生活、学习以及爱情。其实,在很多年以前,我听老人断断续续地讲过,但那时没有在意。在2006年那个春天的午后,老人眼含泪花,整整讲了一个下午。我受到极大的感染和震撼,后来我查阅资料才知道,在1938年的5月至8月,从全国各地乃至海外投奔到延安抗日的青年学生有3万多人。我想,为什么有这么多来自大城市的青年学生去投奔延安、追随共产党?延安肯定有着独特的魅力。这是一座丰富的创作宝藏。于是,我决定创作抗战期间青年学生在延安革命的小说。应该说,是老人令人敬佩、感动的革命经历,还有晚年他对延安的思念,才促使我拿起了笔,走进了“延安”。我当时的思路就是想以抗战期间,“解放区”“国统区”和“敌占区”里的青年人生经历为主线,以爱情为视角,讲述一些所谓“小人物”在时局动荡中的人生故事。至于如何完成从“敬畏”到“青睐”的书写过程,其实源于我十年前在陕北的深入生活经历所致。我是中国作协首批定点生活作家,在陕北生活了半个多月,走了十几个县。在此之前,我还看过上千万字的有关青年知识分子在抗战时期的相关资料。那年我来到延安后,经常一个人在街上四处游走,看着那些熟悉的地点,想着当年那么多青年跋山涉水来到这里……感觉从遥远的敬畏视角,逐渐还原到平实的对视,再也没有那种想象中的遥远……把在国家危亡时期有理想抱负的青年知识分子人生经历书写出来。其实就是把他们与我之间,在感情上有了一个“拉近”的过程。大概这就是评论家黄桂元先生所讲的,从敬畏到青睐的过程吧。也没有特别的复杂,好像心里那道坎一下子就迈过去了。

“历史永远是躲不开的背板,它就矗立在那里”

记 者:“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一个人,最可怕的一件事,就是遗忘——忘掉过去的不幸、忘掉过去的艰难,忘掉过去的被损害,忘掉过去的历史。”你是如何审视“过去”的?在创作中又是如何表现的?

武 歆:从“时间”和“空间”上来看,“过去”也就是“现在”。所谓审视“历史”,也就是对照“现在”、思考“现在”。其中有件事,对我震动很大。很多年前,我在安徽大别山区采访,在那里待了十多天。有一天晚上,与当地人一起吃饭,大家相互熟悉了,也就有什么说什么,不再拘谨。聊天中,他们忽然激动起来,随后互相“攻击”。这个人说,你爷爷过去是“小保队”的(类似地主民团组织),我爷爷就是你爷爷杀死的。那个人说,我爷爷还不是解放后,被你爷爷开公审大会枪毙的。他们越说越是激动,看样子要动起拳脚,但很快就“烟消云散”,随后开始热烈畅谈,继而推杯换盏,这些“革命者”和“反革命者”的后代,如今在一片土地上共同生活,在一个餐桌上谈笑风生。他们的父辈曾经不共戴天、曾经刀枪相对,为着各自的主义和理想而拼杀。那天晚上,我想了很多……后来写了一篇很有反响的中篇小说《枝桠关》,这篇小说就是关于审视历史的。这件事已经过去十多年了,但那天晚上昏暗小酒馆里的一切仿佛依旧历历在目。我总在想,一切脱离“过去”的“现在”,肯定是残缺的,一定是不完整的。历史永远是躲不开的背板,它就矗立在那里,不管你看见还是没看见。

记 者:“红色爱情长篇系列”有多部被改编为影视剧,广获好评,在现当代文学作品中,“革命”与“爱情”相结合是一个吸引人的亮点,但是也容易落入程式化的窠臼,你是如何规避窠臼把小说写得这么吸引人的?

武 歆:这个问题,可以用“一句话”回答,也可以用“许多话”回答。用“一句话”回答是,在尊重历史前提下、在细节真实情况下,去精心构思情节、去精心塑造人物。“许多话”就不说了,真的无法展开来说。

“一个写作者应该理性写作,而不应该凭着激情写作”

记 者:庞余亮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与你在“鲁院三期”看别人后脑勺的日子,能否分享在鲁院学习那段时间有趣的人或事?庞余亮曾说你的样子特别像写过《小巷》《美食家》的陆文夫,但你听后很着急,急忙用手势制止了他。这个细节让我印象深刻,为何着急,制止的原因是什么?

武 歆:在“鲁院”的日子,想起来,已经过去十四年了。前不久到贵阳,还见到了唐亚平,我们也是“鲁院”同学,都是“鲁三期”的。在那四个半月的时间里,有着许多现在回想起来依旧感慨、感怀的事。除了庞余亮写过我,还有雷平阳在《文艺报》、胡学文在《中华文学选刊》也写过,还有一位同学马力,写散文很棒,他在我们天津报纸上也写过我,我都牢记在心。当然我也写过好多同学,文清丽、乔叶、胡学文等。我们那一期同学中,有许多出类拔萃的作家,与他们相处,有许多的快乐,我也从他们那里感受到了可贵的友情。有趣的事、有趣的人太多了,不举例了,总之难以忘记。至于你说的,我急忙用手制止他(庞余亮)那个细节,因为不想让余亮兄那样比较,尽管余亮兄只是从神情上还有曾经的工厂经历上比较。陆文夫先生是文学大家,与之比较,不管从哪个方面来比较,都会令我不安。主要是我性格使然吧。

记 者:你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回忆先锋文学时,不要忘了伊格尔顿。”你对伊格尔顿似乎很是推崇,能否谈谈你所认知的伊格尔顿,他对你的创作有什么启示?

武 歆:这句话说过,这是一篇读书笔记的名字,是给《文艺报》写的。源于前两年,许多媒体在回忆先锋文学的历史,我就想起了伊格尔顿。我没有上过大学,但是认识许多上过大学的人,还有许多读过博士的人。在我与他们交谈中,他们说起上世纪八十年代读大学时,导师给他们开列的书单里,一定会有伊格尔顿的书。其中最知名的那本书,就是《二十世纪西方理论》。伊格尔顿是英国知名批评家。我也了解到,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西方理论还比较匮乏的时候,这本书便翻译过来,不仅搞评论的人看,写作的人也看。完全是基于“好奇”的心理,我就找来看了,也想“提醒”人们,在说马尔克斯、卡夫卡的时候,也不要忘了人家伊格尔顿,毕竟人家在那时西方理论还没有完全涌入中国的时候,他给我们解了渴。至于创作启示,我想可能对我这几年关注理论有关。我觉得一个写作者,应该有自己的写作理论体系,应该理性写作,而不应该凭着激情写作。

“我只想让小说的‘形式’和‘内容’更加有趣”

记 者:你曾说“我永远不会忘记上世纪八十年代先锋文学的澎湃”,当年的先锋文学确实在文学界引发了一场风暴,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风暴渐息。有人总结先锋文学“生于绚烂,终归平淡”,你印象中的先锋文学及其现状是什么样子的?

武 歆:我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开始学习写作的,那时候没有任何写作经验,阅读量也不是很多,周边的人中能够相互探讨的也不多,更多的是独自拥有一种激情。我记得那时候总是能够听到一些新名词,意识流、后现代……等等,也读那些书,像《尤利西斯》什么的,但是读不懂,也曾效仿过,但后来还是老老实实的现实主义创作。其实,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喜欢整齐划一的人,给人感觉似乎传统,但我总想着叛逆,尤其是在写作上总是要有所新意。我不认为先锋文学“风暴渐息”,也不认为“终归平淡”,它永远有着自己的生命力。就像现在说的现实主义,似乎只是意味着社会现实主义,其实还有心理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我是一个不适时宜的人,过去先锋文学火热时,我现实主义;现在到处现实主义,我又想先锋一点。我没有太大的野心,我只想让小说的“形式”和“内容”更加有趣一些。每天重复一个模式的样子,有什么意思呢?我已经过了追求发表数量的年岁,现在宁肯写得少一点,也争取让每篇小说有点“意思”,至于太过惊悚的想法,也没有吧。

“我喜欢意犹未尽,不喜欢直白”

记 者:小说《脸谱疤》对老郭的刻画可谓入木三分,老实中又带着一股子犟劲,而我印象最深刻的人物却是董坏球,你对董坏球虽然着墨不多,但这个人物却在纸上立起来了。小说中有一句描写董坏球的句子是“‘假坏人’抓住了‘真坏蛋’”,但后来“陷害”老郭的情节又让人觉得董坏球是个“真坏人”,小说最后也没有交代董坏球“陷害”老郭的原因,更没有交代是真陷害还是假陷害,这让读者产生了想象的空间,也许这也是你特意为之。如果可以,我还是想替众多读者问问:董坏球“陷害”老郭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

武 歆:我喜欢意犹未尽,不喜欢直白。我给一位作家写评论时,曾经提到过中国山水画。宋元以后,中国山水画讲究“可入、可望、可居、可游”;后来逐渐抛弃如此细腻笔法,泼墨豪放,近看一团乌黑,只有远望始见磅礴气势。但是“四可”对于写作小说是有借鉴意义的,在“四可”之外,还应该有个问题特别注意,那就是“留白”。“留白”对于喜欢“意犹未尽”的人来说特别重要。小说应该让人琢磨的。

记 者:能不能介绍一下你接下来的创作打算?

武 歆:今年刚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接下来,慢慢写几个短篇小说。最近特别喜欢短篇。还想写一篇大一点的读书笔记。最近几年,我特别喜欢读书笔记,不仅发表了不少,还把读书笔记“揉”进散文里、随笔里,甚至“揉”进小说里。我一直想把阅读笔记变成小说中的一个细节,或是一个情节,或是一种弥漫在文字缝隙中的气息,或是和小说文本凝结在一起的独特风貌。

    GMT+8, 19-1-21 05:57 , Processed in 1.198726 second(s), 21 queries .
返回顶部